明清时期苏州的人文经济实践

发布时间:2024-12-24 00:01:27 来源: sp20241224

原标题:明清时期苏州的人文经济实践

人文经济或文化经济是人文经济学的核心概念。人文经济学主张经济与人文的互动,强调文化包括道德力量、人文关怀等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,以文化为轴心,以经济为动力,实现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共赢,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苏州具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,明清时期的苏州,经济结构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“转型升级”,即从过去的农业重心发展为以工商业为中心。以往学界总是从地理环境、交通、市场等方面研究苏州工商业的发展情况,其实还可以打开思路,从更多角度探究其深层原因,笔者以为,苏州工商业的发展与人文的深度渗入密切相关。

明清时期苏州手工业发达,突出地表现为生产规模扩大、行业增多、分工趋细、产品质量提高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等方面。康熙《苏州府志·风俗》有谓:“吴中男子多工艺事,各有专家,虽寻常器物,出其手制,精工必倍于他所。女子善操作,织纫刺绣,工巧百出,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。”据碑刻资料的粗略统计,苏州的手工业行业有丝织业、刺绣业、踹布业、染布业、冶金业、造纸业、刻书业、蜡烛业、玉作业、木作业、装裱业等数十种。基于经济基础雄厚、文化发达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时尚的社会背景,手工业者多能秉承工匠精神,致力于技术创新,追求产品质量,树立品牌意识,使得不少手工业产品摆脱“技”与“术”的范畴,而达于“艺”与“道”的境界。当时苏州的手工业产品许多都可以艺术品视之,代表了一种时尚、一种品味,由此出现了一个当时颇为流行的专用名词——“苏作”,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“苏州制造”。“苏作”产品种类繁多,本文难以尽述,仅略举装裱、玉作以及苏式家具等几个行业以见文化与经济的深度互动。

装裱业是明清时期苏州颇为发达并最具特色的技艺行业之一,时人记述中认为“装潢以本朝(指清朝)为第一,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”“吴装最善,他处无及焉”。众所周知,明清时期苏州的书画艺术兴盛,“吴门书派”“吴门画派”闻名遐迩。而书画必经装裱才能保存收藏,所谓“书画不装潢,既乾损绢素,装潢不精好,更剥蚀古香”。由此促进了装裱业的兴起与兴盛,涌现出不少为人称道的装裱大师,如晚明裱褙师汤臣,被誉为“国朝第一手”,“博雅多识,尤妙赏鉴家”;一代文豪王世贞“家多珍秘,深究装潢”,“有强氏者精此艺,弇州延为上宾,居于家园”;清代“吴中多藏鉴之家,惟顾元方笃于装潢”;吴县人吴文玉“以装潢擅名一时”等。这些装裱匠师都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基础,对书画艺术有较深的感悟,有的甚至能书会画,如明代徐海门“有巧思,往来湖海间,觅残碑断碣,装潢成帖,鬻好事者以为常。因精研拓搨楮墨之诀,镌成《宝晋斋法帖》十卷,几于夺真”;清代王蟠,交结豪门,“所见古玩甚多,兼得其绪论,以此善于鉴别,其装潢书画之外,尤长制诸器物”。由于这些匠师技艺高超,识见不凡,喜欢收藏的权贵文人也乐于结识,甚至“厚遣仪币”“延为上宾”,给予足够的尊重。明末清初周嘉胄在《装潢志》中曾提及多人,如富商汪景纯,好文学,喜收藏,得王右军真迹,遂“往聘汤氏,厚遣仪币,张筵下拜”。又因汤氏其人“慷慨诚笃”,故而“士大夫多与之游”;李周生得《惠山招隐图》,“延庄希叔重装,先具十缗为聘,新设床帐,百凡丰给,以上宾待之”;前述王世贞“延强氏为座,主宾赠贻甚厚”,因王世贞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,以致影响一时风气,“一时好事,靡然向风,知装潢之道足重矣”。所以,周嘉胄认为吴中装裱业虽独步天下,师匠众多且技艺精湛,但“亦必主人精审,于中参究,料用尽善,一一从心,乃得相成合美”。正是文人士大夫与装裱匠师的协力合作、共同参究,才相得益彰,造就了苏州装裱业的全国第一地位。

自晚明时起,苏州的书画文物收藏之风盛行,权贵之家、文人士大夫以及富商大贾争相趋奉,乾隆《吴县志·风俗》有谓:“富贵之家多收藏古玩,名曰‘骨董’,或画或字或器皿,尺幅寸缣,贵踰拱璧,一瓶一碗,珍若连城”。这是苏州装裱行业兴盛的社会基础。限于资料,我们无法量化装裱业经济体量,但从“吴中千百之家”从事装裱的情况,以及“酬赆甚厚”“厚遣仪币”等收入待遇,大概可以窥知这一行业的市场规模。更为重要的是,装裱业的兴盛还推动了丝织、纸张等行业的同步发展。书画装裱离不开丝织材料。苏州是丝绸之府,丝织业生产本就发达。装裱业用料考究,由于书画装裱裱心及装饰挂轴等多采用织锦和绫绢,因此装裱业的繁荣必然刺激丝织业的进一步发展。王鳌《姑苏志》中即曾提及,“今吴中所织海马、云鹤、宝相花、方胜之类,五色眩耀,工巧殊过,犹胜于古”。其中的紫白落花流水锦,专门“充装潢卷册之用”。苏州手工艺行业之间的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,亦于此可见。

苏州是明清时期玉作业的中心,水平之高居于全国之冠,所谓“良工虽集京师,工巧则推苏郡”。苏州阊门专诸巷及天库前吊桥一带分布着为数众多的作坊店铺,琢玉之声“昼夜不停,比户可闻”。据民国时人所述,清朝末年“苏地业此者三数百,商而工则三千余人”。乾隆皇帝南巡时多次到过专诸巷一带,并留下不少诗文,如“专诸巷里工匠纷,争出新样无穷尽”,“量质作新器,求师述古风。专诸多巧匠,无可用精工”等。苏州的琢玉工匠因为技艺精湛而得到皇帝的赏识,许多工匠被征用到皇宫中从事制玉工作。有学者根据宫中档案统计,仅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从苏州征调的玉工就有18批次近40人。他们不仅负责宫中的玉器制作,还负责咨询和培训。如此一来,促进了南方与北方玉雕技艺的交流,也促进了宫中审美意趣与苏州玉雕艺术的有机融合。

苏州琢玉业的繁盛,造就了一批身怀绝技的工匠,如陆子冈、周尔森、江皜臣、姚宗仁等,尤以陆子冈声名最著。陆子冈活跃于明代中后期,有“碾玉妙手”之称。有学者评价他“名气之大在中国琢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”。他所制作的玉器,价格昂贵,“皆比常价再倍”。而据地方志记载,陆子冈所造水仙玉簪,“玲珑奇巧,花茎细如毫发”,价钱“一枝值五十六金”。其所以如此,当与其制作具有浓郁的文化韵味有关。陆子冈“名闻朝野”,能“与士大夫抗礼”,表明他不仅具有高超的技艺,而且有较为深厚的学养。根据对陆子冈传世作品的研究,学者认为其“凭借自身对书画艺术的修为,首创了‘诗书画印’于一体的新型玉佩‘子冈牌’,一改明代玉器的陈腐俗气,引领了苏州风格的玉器,得到当时缙绅的欣赏”,由此“陆子冈所擅长的‘诗书画印’入玉设计与平面减地技法,成为后世玉工沿袭和传承的主要载体,子冈牌成了玉行四百年来长兴不衰的经典之作”(张玉甫:《正说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冈》,《文物鉴定与鉴赏》2019年第22期)。

家具制造业是明清时期苏州最为发达的行业之一,“苏式家具”是明式家具的一个典型代表。晚明松江人范濂在《云间据目抄》一书中提到,松江地区的“细木家伙”多从苏州购买,不仅豪门之家“动费万钱”,即便“奴隶快甲之家”,亦“皆用细器”,充分反映了苏式家具的受欢迎程度以及用途之广。与此同时,由于苏式家具用料考究,造型古朴,充满文趣,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,因此人们争相高价收购。《陶庵梦忆》即记载,两淮巡抚李三才看中一件铁梨木天然几,欲花一百五十金购买而未得,结果被别人以二百金购去。可见,苏式家具有着广阔的市场规模和很高的经济价值。

相对于其他行业,苏式家具行业似乎更能反映人文经济的特点。有专家对苏式家具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总结提炼,认为好古风雅之情是苏式家具造型之美的丰富底蕴、精到周详的“设计意匠”体现了文人造物的美学尺度、书画诗文的情怀意境使苏式家具获得了精神升华(濮安国:《苏式家具的文化精神》,《家具》2008年S1期)。好古风雅之情、“设计意匠”以及书画诗文的情怀意境无不体现出文人的积极参与,深刻体现出文化对家具制造的渗透。

苏式家具的设计理念离不开文人的参与与指导。晚明时期很多文人都参与过家具等的设计,尤以文震亨最为著名。其《长物志》一书,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探讨文人士大夫生活环境艺术的著作,书中设有“几榻”篇专门讨论家具。如关于几榻,要求“古雅可爱”,并“坐卧依凭,无不便适”;再如椅,“须照古式为之”,“宜矮不宜高,宜阔不宜狭”等。总之,要求家具既求古雅,又要实用。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《园冶》中也提出,“世之兴造,专主鸠匠,独不闻‘三分匠七分主人’谚乎?”强调了文人士大夫权贵(有能力造园之人)在造物中的主导作用,所论虽指园林建造,但也适用于家具制作。“在江南文人的眼里,生活的格调和方式,包括陈设布置、家具器物,一切皆是主人爱好、品性和审美意识的体现”(《苏式家具的文化精神》)。可以认为,这些文人理念对苏式家具的制造产生了深刻影响,苏式家具实是文人士大夫与工匠共同劳动的结晶。

家具用料追求奇品,体现天然之趣。如《长物志》中所提到的,“禅椅以天台藤为之,或得古树根,如虬龙诘曲臃肿,槎枒四出”,“几以怪树天生屈曲若环若带之半者为之,横生三足,出自天然”。所以,我们看到范濂《云间据目抄》中提到松江富室“凡床厨几桌,皆用花梨、瘿木、乌木”之类,花梨、乌木等均为硬木,因木性上纹理色泽多变、颇具山水之趣,深受文人喜爱,而其中的“瘿木”实即干枝上有无规则结疤的树木,不规则的花纹就像古拙山石一样具有自然雅趣。家具造型崇尚简朴无华,结构简约,精雅而富于意趣。苏式家具线条流畅,比例适度,中正稳重,放在江南园林或者普通民居中,令人感觉非常协调。圈椅、文椅、书桌、画桌、书橱、花几等,均是苏式家具中的经典造型。其中圈椅天圆地方的造型和功能上的舒适文气,极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。家具装饰丰富多样,整体上保持文人的审美要求,力求简洁明快,强调装饰与整体效果的和谐统一。不少家具上留有名人诗文题签,尤其凸显苏式家具的“文气”。如文徵明弟子周公瑕在其使用的紫檀木扶手椅靠背上题诗曰:“无事此静坐,一日如两日。若活七十年,便是百四十。”再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万历年间苏制书桌腿部,也刻有“材美而坚,工朴而妍,假尔为凭,逸我百年”等。从中可以略窥晚明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日常。

康熙《苏州府志·艺术》指出,“吴人多巧,书画琴棋之类曰‘艺’,医卜星相之类曰‘术’,梓匠轮舆之类曰‘技’,三者不同,其巧一也。技至乎此,进乎道矣”;《陶庵梦忆·吴中绝技》也说,陆子冈之治玉、鲍天威之治犀、朱碧山之治金银等,“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,至其厚薄、深浅、浓淡、疏密,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对,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?盖技也而进乎技矣”。苏作产品之所以如此为世人所重——并由此带来行业的兴盛,就在于它既是一种商品,又是一种艺术品,既具有实用价值,又具有艺术观赏价值,其根本原因则是文人的参与和文化的渗透。这种“经济文化化”与“文化经济化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,将“人的需要”——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置于重要位置,对于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苏州历史上经济、文化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的现象,可以为现代人文经济的互动发展提供历史启示。

(作者:王卫平,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)

(责编:李楠桦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