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仁之方：孔子“忠”的“真精神”

“忠”是孔子伦理道德学说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范畴。如今人们对忠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，往往将“忠”等同于“愚忠”，把谈忠视同于迂腐，以致有意回避、刻意不谈忠，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将孔子视为“忠君”乃至“愚忠”的始作俑者。当下，十分有必要对孔子之忠的伦理观念给予正本清源，讲清楚其内涵和价值，做到守正创新，传承孔子“真精神”。

丰富意蕴

“忠”是一个相对晚出的字，从目前已经解读的甲骨文、金石铭文中尚未发现有“忠”字。“忠”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产生很早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春秋时期，忠是一种美德，认为“忠，德之正也”（《左传·文公元年》）、“忠为令德”（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），主要指真心诚意、竭尽全力的对待民众、对待国家、对待国君。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，对忠的论述主要记载在《论语》中，该书12篇提到“忠”字，分散在16章之中，共出现18次，意蕴丰富。

忠为美德。“忠”发展到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，成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美德。孔子说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”（《公冶长》）即便是在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，一定有像他一样忠信诚实的人。子张问如何才能行得通，孔子给予“言忠信，行笃敬”（《卫灵公》）的六字箴言。杨朝明先生认为，对子张来说，“‘忠’的智慧就像明灯，在一个人站立的时候‘参与前’，在车子上就像‘衡’一样是人的依靠”。孔子将“忠”不仅看成一种社会美德，而且视为一种价值引导。

教人忠。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将“忠”作为教育弟子的四项重要内容之一。《论语》记载：“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”（《述而》）孔子真诚、用心地教诲弟子，并反问道：“忠焉，能无诲乎？”（《宪问》）孔子这种对弟子“忠”的教诲，深深地印在了弟子们的心目中，发挥出孔子“身教”的无穷魅力和强大作用。孔子教育弟子崇德向善，要求弟子“主忠信”（《颜渊》），期望弟子们不断提升道德境界，成长为君子、仁人。

与人忠。孔子重视“忠”，不是停留在口头说教上，而是重在实践应用。他要弟子奉行“与人忠”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，对他人忠诚、以诚相待、不欺骗人。如，子贡问怎样对待朋友，孔子让他做到“忠告而善道之”（《颜渊》）。孔子提倡将这种真诚待人之心用于与人交往，认为“与人忠，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”（《子路》）。一个人如果能对他人发自内心地忠诚，做到真诚待人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得到他人的支持和拥护，不被遗弃。

忠于职守。一般来说，孔子“忠”的对象指所有的人或群体，但有时也特指主体所从事的某种岗位，这主要是从为政者的岗位职责要求来说的。如子张问如何为政，孔子回答说：“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”（《颜渊》）即是说，为政者对待分内的本职事务尽职尽责、不懈怠，执行政令全心全意、尽心竭力。柳诒徵先生指出，孔子之忠“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，更非专职见危授命，第谓居职任事者，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”，这就是所谓的职业道德。孔子要为政者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、履行好道德责任，做到忠于职守。

事君（爱国）以忠。春秋末期，君臣关系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人际关系，如何处理、规范二者的关系，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，因当时的诸侯国君对臣尚未形成绝对的伦理关系。如，孔子面对齐景公治国的困惑告诉他说：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”（《颜渊》）也就是说，君要像做君的样子，臣要像做臣的样子，父亲要像做父亲的样子，儿子要像做儿子的样子，担当不同的社会角色，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。又如，鲁定公问孔子如何处理君、臣关系，孔子给予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（《八佾》）的回答。孔子主张君应首先做到“使臣以礼”，方可要求臣“事君以忠”。反之，臣可不忠。孔子将君与臣之间定义为一种双向的伦理关系，臣“事君”之“忠”有前提条件，不是盲目的无条件无原则的绝对服从、顺从。如孔子在鲁定公“郊，又不致膰俎于大夫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的无礼情况下，依然决定离开鲁国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的伦理原则。其实，孔子所说的“事君”是“以道事君”，核心就是忠于国家、忠于人民。

以道事君

孔子的“事君以忠”是有条件的“忠”，不是后世所说的臣对君的那种丧失人格的“愚忠”，而是立足于臣之人格独立基础上的尽职尽责、恪尽职守。长期以来，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孔子视为“忠君”的始作俑者，乃至把造成那种“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君让臣亡，臣不得不亡”的绝对“愚忠”亦归咎于孔子，这是对孔子忠观念的极大误读。孔子对无礼之君、暴君表现出不与合作的态度，不以失去人格和道义来迎合和讨好君主。孔子主张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（《卫灵公》），提倡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”（《泰伯》）。特别是政治主张不被采纳时，产生了“乘桴浮于海”（《公冶长》）的逃避想法。更有甚者，一度想投靠反叛诸侯国君的公山弗扰、佛肸，这是对认为孔子提倡“忠君”之人的极大调侃与讽刺。

孔子主张“以道事君”，要臣忠实履行岗位职责、忠于职守，而不是依照君个人的要求、好恶而一味的侍从、顺从，乃至无原则地讨好、迎合君上。孔子毕生都在为拯救“礼崩乐坏”的社会奔走和呐喊，胸怀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”（《阳货》）的梦想，虽有很多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，但他都是主动选择放弃，因为孔子心中有一个“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”（《先进》）的伦理原则与政治境界。

孔子“以道事君”的内在要求是忠于国家、忠于人民，而不是忠于君主个人，更不是后世那种无条件、无原则的“愚忠”。春秋末期是家天下的时代，君是一个国家的代表。君之事即是通常所说的国事、民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做好君事就等于做好国事、民事。但是，也存在君与国家、人民利益不相一致的时候。一般来说，如果君主站在国家、人民立场正确决策，制定和颁布符合国家、人民利益的政令，使国家富强、人民富裕，国家政治清明，人民和谐有序生活。这是孔子所谓的“邦有道”，即君可以代表国、代表民，“事君以忠”也就是忠于国家、忠于人民。否则，即“邦无道”，臣应大胆劝谏君，对君要“无欺也，而犯之”（《宪问》），乃至“卷而怀之”（《卫灵公》），避免“事君数，斯辱矣”（《里仁》）的尴尬，不失“君使臣以礼”的伦理原则。孔子称赞卫国大夫蘧伯玉进退有度，他说：“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孔子周游列国、身处异国他乡，但听到齐国要发兵攻打鲁国的消息后，让子贡去各国斡旋，粉碎了齐国的阴谋，彰显了孔子忠于国家、忠于人民的深厚情怀和道义原则。

为仁之方

孔子所说的道包含了天道、人道，但重心是强调人道，肯定人的价值和作用，认为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（《卫灵公》）。孔子讲天道，目的是让人效法、借鉴天道来探究人道。孔子主张“道不远人”（《中庸》），认为“道”不是虚无缥缈的、不是玄远空虚的，直接指向“人”，具有浓厚的“人文色彩”、强烈的“现实特性”。孔子讲“仁者人也”（《中庸》），孟子解释为“仁也者，人也。合而言之，道也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。孔子把“仁”作为人道，视为人的内在本质规定，要求人无时无刻都应向“仁”这一最高道德原则靠近。他说：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（《里仁》）徐复观先生认为《论语》是一部“仁书”。换句话说，“孔学”亦即“人学”或“仁学”，“仁”是孔子一以贯之的“道”。

“仁”是孔子人道哲学的核心，是孔子毕生追求的道。曾子用“忠恕”解释孔子一以贯之的道，孔子却认为“忠恕违道不远”（《中庸》），这让人怀疑曾子是否真正把握了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精髓。其实，曾子用“忠恕”来概括孔子之道是有道理的。孔子说：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（《雍也》）徐复观先生指出，“按孔子一贯之道，当然是仁。仁的本身是一种精神状态，不易指陈，所能指陈的只是‘仁之方’。忠恕正是为仁的功夫与方法，忠是成己的一面，恕是成物的一面。”杨伯峻先生认为，孔子一以贯之的“吾道”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，“分别讲是‘忠恕’，概括讲是‘仁’”。冯友兰先生认为,“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，所以，行忠恕就是行仁”。可见，曾子用“忠恕”解释“夫子之道”，是从方法和途径上来说的，是契合孔子本意的，即“忠恕违道不远”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做到了“忠恕”即可达到“求仁而得仁”（《述而》）的自觉的精神状态。这种精神落实于具体生活行为之上的时候，即是仁的一部分实现；对于整体的仁而言，则又是一种功夫、方法，即所谓“仁之方”。孔子强调说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（《述而》）目的是不让弟子们觉得“仁”高不可攀、遥不可及，以使他们乐于近仁。孔子这种对学生在功夫、方法上的用力指点，加深了曾子对“夫子之道”的理解和认识，所以用“忠恕”指陈孔子的一贯之道。

后世儒者对忠与恕的关系一直予以高度关注和重视，但大体分两派：一是将“忠恕”视为一个概念进行诠释，这主要以宋代理学为代表。如朱熹说：“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。”又说：“忠恕只是一件事，不可做两个看。”二是将“忠恕”作为两个概念分别进行诠释，这主要以蔡元培、冯友兰、杨伯峻等为代表。如杨伯峻先生认为，恕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；忠是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忠是积极的一面，恕是消极的一面。尽管后儒对“忠恕”的探讨和理解莫衷一是，但在“仁之方”这一点上的认识是相一致的。忠恕作为“仁之方”，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层次递进的要求：从消极方面讲，就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；从积极方面讲，就是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前者是要求人们将心比心，对于不愿别人损害自己的思想和行为，自己也不应当以这种思想和行为去损害别人；后者是要求人们视人犹己，由自己之心去理解、推知他人之心，去积极地利人、助人。总之，忠恕是做人和待人的一种方式，是求仁、为仁的基本途径，是为人处世的“黄金法则”。孔子这种“尽己为仁”和“推己及人”的“为仁之方”，就是孔子忠的“真精神”，因为孔子所有伦理道德学说最终都指向其所追求的仁，忠是近仁、达仁的途径与方法而已。

孔子忠伦理内涵丰富，涉及范围广且有鲜明的伦理特征，是对早期忠的某些观念的系统化和伦理化。孔子提倡“以道事君”、主张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，反对臣无人格原则地讨好、侍从、顺从君；同时又将“忠”纳入其“仁”哲学体系之中，解决了主体的“为仁之方”，指明了近仁、成仁的路径和方法，使“仁”不再是浩渺玄远的高不可攀的“虚位”。只要人们能做到尽己之心、推己及人，即可达到“下学而上达”以及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（《述而》）的自觉的道德修为境界。忠恕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最基本、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准则，适用于处理人际关系、社会关系、国际关系、人与自然关系，对当今建构人们的价值观念，培育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，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。

（作者：孔祥安，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、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研究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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