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:2024-08-25 07:37:35 来源: sp20240825
中新网 邯郸12月7日电 题:邺城考古40年:不容小觑的邺城
作者 牛琳 王天译
“邺城和南京都有‘三国故地、六朝古都’的美誉,南京是三国时期吴的都城,邺城是魏的都城,南京是‘南六朝’,邺城是‘北六朝’,两者均未实现全国范围的大一统,但都历经多个割据王朝。”谈及邺城(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)的历史地位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、邺城考古队负责人何利群这样解读。
西望太行、东眺齐鲁、南通郑楚、北接幽燕,邺城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,位居中原腹地,扼守燕赵南门,素有“天下之腰脊、中原之噤喉”之称。虽建都于乱世之际,从曹魏至北齐,邺城始终是中国北方百伎千工荟萃之地、农业兴旺富庶之地和商贾名流云集之地。
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代都城之一,邺城历经多个王朝更迭、江山易主,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相互碰撞、互相影响和渗透,逐渐孕育、创造并形成了独具邺城特色的历史文化。“邺城是都城规划肇始地、建安文学发祥地、佛学弘传中兴地、多元文化碰撞地。”何利群指出,这是经过40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确认的。
首座“中轴对称”的大型都城
40年考古发掘充分显示,被中国古都学会认定为“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之典范”的邺城,在都城规划建设方面有诸多创新。对此,何利群介绍说,比如,邺城城市规划下启隋唐,但曹魏建造的邺北城实际上并未直接沿袭秦汉旧制,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开创了先规划、后建设的城建理念,它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第一座“中轴对称”的大型都城。
“曹魏邺北城改变了以往历代都城缺乏统一规划、宫殿衙署分散、道路曲折、交通不便等弊端,在都城建设中实行统一设计,城内建筑严格按照南北干道中轴对称的原则布局,一条东西向大道将城分为南北两区,南区主要是平民居住区,单一宫城规划于北区中央,东为官署及王公贵族所居戚里,西为皇家园林。”何利群解释道。
“从溯源的角度看,曹魏建造的邺北城,其中轴对称的城市格局、明确的功能分区布局,具有划时代意义。它还是中古时期中国第一个明确实行单一宫城制度的都城。作为先规划、后建设的都城,曹魏邺北城开创了城市规划建设的新模式,被中国后世历代都城所继承。”何利群表示。
公元534年,北魏分裂成东魏、西魏,东魏权臣高欢挟持孝静帝元善见从洛阳迁都邺城。彼时,已历时300多年的邺北城破烂不堪,且据记载“户四十万”由洛阳迁至邺城。为解决安置问题,于是依着邺北城的南城墙建起了邺南城(即东魏北齐邺城之内城),两城毗连而建、南北衔接,北城的南墙即为南城的北墙,大体呈“日”字型结构,其外围还有更大规模的外郭城区。
据文献记载,邺南城“上则宪章前代,下则模写洛京”,其制度“盖取洛阳与北邺”。显而易见的是,规模更加宏大的东魏北齐邺城与曹魏邺城一脉相承,并融为一体。
“宫城是历代都城规划建设最关键的节点,邺城最壮观最辉煌的部分也在宫城区。”何利群介绍说,2015年起,邺城考古队开始对邺南城的宫城区进行大规模勘探与发掘。“这进一步确认了,同邺北城一样,邺南城具有明确的南北轴线,以朱明门、朱明门大街、宫城三门、太极殿、昭阳殿等主要宫殿为中轴线,全城的城门、道路、主要建筑等呈严格中轴对称布局,纵横街道垂直交错呈棋盘格状分布。”
有趣的是,相较于邺北城,邺南城的龟形城建制颇为独特。考古勘探显示,邺南城城垣东、西、南三面走向为舒缓的曲线,东南、西南两个拐角呈圆弧状,证实了邺南城是文献记载中的龟形城。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龟形城。从军事角度考量,这种龟形城的军事防御能力更强。
至此,在中国都城营建史上,由曹魏邺北城发轫的中轴对称制度,其发展轨迹越来越明晰。何利群表示,曹魏邺城之后的都城营建,从紧随其后的魏晋洛阳城到北魏洛阳城,再到东魏北齐邺城,都继承了邺城中轴对称以及单一宫城、按功能进行分区这三大特点,它们一脉相承,最后凝结成隋唐长安城。
隋唐长安城堪称中古时期中国都城建设集大成者,其布局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古代都城建设。从北宋的东京城到元大都、明清北京城,都是在隋唐长安城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。日本、韩国的都城建设也受到强烈影响,日本的藤原京、平城京(奈良)、平安京(京都),韩国的新罗王京等,都是模仿或参考中国隋唐长安城建设的。
“隋唐长安城规划布局的渊源肇始于邺城。因此,在中古时期都城规划建设史上,邺城(包括曹魏邺北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)是东亚地区都城建设的一个里程碑,这是邺城遗址最显著的价值,也是邺城考古4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。”何利群表示。
建安文学的发祥地
邺城为人所熟知的,莫过于蜚声海内外的铜雀三台。
作为邺城制高点的三台,建造之初矗立在西城墙之上,均高八至十丈,其上亭台楼阁,鳞次栉比,“巍然崇举,其高若山”。它既是邺城的标志性建筑,也是中国古代台榭建筑的巅峰之作。如今,则是能与1800年前魏武雄风、建安风骨产生直接关联的地面标志物。
需要澄清的是,《三国演义》里的铜雀台,是曹操为江南美女“二乔”建造的藏娇金屋;而现实中的铜雀台,却是曹氏父子召集“建安七子”等文人们宴饮答赋的场所,也是历史典故文姬归汉、下笔成章、铜雀宴乐的发生地。千百年后的今天,仍不禁让人遥想,蔡文姬所作感人肺腑的“胡笳十八拍”,如何在铜雀台一朝奏响而成千古绝唱。
其时,定都邺城后,曹操确立“外定武功,内兴文学”的政策,邺下人才汇聚,文风鼎盛,以“三曹”(曹操、曹丕、曹植)父子为领袖,孔融等“建安七子”为骨干、包含众多文人作家的“邺下文人集团”形成。他们频频登临铜雀台吟诗作赋,开创繁荣了“建安文学”,铸就了“建安风骨”,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,被郭沫若称誉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”。
从“汉音”到“魏响”,回溯诗人辈出、华章竞爽的建安时代,曹操诗慷慨悲凉、气韵沉雄,表现汉末动乱,有“实录”“诗史”之誉;其文清峻、通脱,被称为“改造文章的祖师”。曹丕的《燕歌行》为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,其《典论·论文》为第一篇文学专论。曹植早年创作洋溢着建功立业的激情,后期诗文抒写忧思愁情,“骨气奇高,词采华茂”,堪当“建安之杰”。“建安七子”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在邺城“怜风月,狎池苑,述恩荣,叙酣宴”,不仅描写军国大事,抒发人生理想,也表现日常情趣,为中国文学史留下多彩的一页。
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集团,繁盛时期人数“盖将百计”。唐代陈子昂叹“汉魏风骨,晋宋莫传”,李白有“蓬莱文章建安骨”之句,杜甫称“诗看子建亲”,饱含对那个文学时代的深深敬意。在东汉末年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,三曹、七子等邺下文人一起经历着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,他们以邺城为中心,不仅大兴武事、运筹千里,更把最敏感的文学触角延伸到社会底层,关注民众疾苦,直面社会现实,舍弃崇欲矫情尚媚之风,成就大批不朽之作,开一代文学之先风和典范。
“邺城不仅是曹操政治、军事的大本营,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。”何利群表示。
遗憾的是,由于历史上战争频繁、漳河泛滥,如今,经考古发掘确认,铜雀台地表仅存东南一角,高度约5米。因有藏冰的井而得名的冰井台,则已被漳河全部冲毁,目前经考古勘探确认了其遗址范围,但地面以上已无建筑遗存。三台中保存最好的是金凤台,地表上现存台高12米、南北长120米、东西宽71米。这也是邺城遗址地表之上硕果仅存的几处遗迹之一,亦是中国三国时期极其罕见的高台建筑遗存。
值得一提的是,早在1986年,邺城考古队曾对铜雀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,出土一件体量可观的青石螭首。这件螭首高0.49米、长1.92米,前半部微上翘,眉目雕刻夸张精美。“如此巨大的器型,可见铜雀台曾经的雄伟壮丽。”何利群说。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,这件螭首在日本参加“大三国志展”,总参观人数达百万之众,开创了中国文物展览在日本展出观众最多的纪录。
多个佛教宗派的发端和缘起地
邺城还拥有一个响亮的“名头”——中古时期“中国佛都”。
据文献记载,邺城是佛教东传重镇之一。邺下佛教初兴于公元4世纪前叶的十六国后赵时期,历经北魏的发展,鼎盛于公元6世纪中期的东魏北齐时期,是北方地区继大同、洛阳之后的佛教文化中心。
历史上,邺城曾孕育众多名僧、佛坛领袖。后赵时期,西域高僧佛图澄就在中原北方地区弘扬佛法,并得到后赵皇室的极度尊崇。其时,佛图澄常随弟子数以百计,前后门徒超过万人,竺佛调等数十高僧不远万里从天竺、康居(注:古西域国名)追随闻法,海内名僧释道安等也跨关渡河前来受教。
公元534年,东魏迁都邺城,洛阳城内僧尼均随同入邺,邺下佛教由此大盛。《洛阳珈蓝记》载,“暨永熙多难,皇舆迁邺,诸寺僧尼亦与时徙。”正是由于大量中印高僧的东迁,中原佛教中心由洛阳转向了邺城。
至北齐之初,邺下佛学达到全盛。《续高僧传》载,“属高齐之盛,佛教中兴。都下大寺,略计四千。见住僧尼,仅将八万。讲席相距,二百有余。在众常听,出过一万。故宇内英杰,咸归厥邦。”西域高僧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、佛陀扇多、那连提离耶舍,中土名僧慧光、法上、道凭、僧达、灵裕、慧远等先后在邺城译经注疏、讲经说法。小乘之毗昙、成实,大乘之地论、华严、般若、法华、净土、涅槃以及禅、律等佛学思想在此融会贯通。
随后的建德法难,令邺城佛教遭受重创。建德六年(公元577年),北周武帝进兵北齐,攻占邺都,将灭佛运动推行至其统治全境,天下寺院4万余所,尽赐王公贵宦充作宅第,勒令僧徒还俗近300万人,并焚毁经像,没收寺院财物。
由此,邺城僧众流散到全国各地,却也使得邺城佛教随之传播扩散,佛学思想在更广的范围内遍地开花。南北朝佛学之异趣,诚如汤用彤所言:“南方偏尚玄学义理,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。北方重在宗教行为,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。”
“隋唐的佛教宗派中,至少有七八个宗派发端或缘起于邺城。”何利群表示,邺城佛教虽终止于周武灭法、杨坚毁城,但其佛学精髓深深植根于隋唐以后的地论、华严、法华、净土、禅、律诸宗及三阶教中,形灭神在,传承有序。
东西文化的交融碰撞地
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邺城,历史上亦是东西文化交流通道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。尤其东汉以来,陆续移居邺城的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少数民族越来越多,他们在邺城形成了参与民族数量众多、规模宏大、影响深远的一次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大融合。
“这种民族融合,由‘多元’到‘一体’,为隋唐的统一创造了条件,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。”何利群表示。
作为公元3世纪至6世纪中原北方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中心,邺城成为当时文化碰撞、民族融合的交汇点。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、繁荣,邺城在政治制度、都城规划、文化艺术、建筑雕塑等方面不仅同西域地区存在广泛交流,同时对东方的日本、朝鲜半岛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
对于人类文明而言,邺城既有西来的影子,又有中原汉文化反哺交融的面貌,它吸收了几大古老文明的养料,吐纳之间,形成独特的邺城文化,进而又影响和滋养到更为深远的区域。(完)
【编辑:张燕玲】